原标题：浙江省一项覆盖15届21072名毕业生的回溯调查显示——技术与工程课影响人一辈子

　　一门高中课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一个人一生的职业航向？38.97%——这是浙江省高中毕业生中，选考过技术与工程（通用技术）课程后选择工科专业的比例；同样这一群体里，仅参加学考而未选考该课程的学生，选择工科专业的比例为25.17%，两者相差近14个百分点。这是一项覆盖15届（2009—2023届）、21072名浙江高中毕业生的回溯性调查给出的结论之一。

　　2025年，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以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重点，切实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夯实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浙江是唯一将技术与工程（通用技术）纳入高考选考科目的省份，自2006年全面实施以来，已走过20年的探索之路。这套以“设计—物化”为核心的技术与工程课程体系，究竟给学生带来了什么？研究团队对浙江省连续15届高中毕业生进行了回溯调查，回收有效问卷两万余份，并对近400名毕业生进行了访谈。数据呈现的结论是：技术与工程课程对学生的影响，不止于课堂，不止于高考，而是“一辈子”的。

　　1 数据答卷 21072份问卷见证工程启蒙

　　技术与工程课程是否真的影响了学生的专业选择和职业走向？数据给出了明确答案。除了上述近14个百分点的差异，更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对工程领域的情感认同与其职业选择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714（在0—1区间内属较强相关），这意味着课程激发的不仅是知识层面的了解，更是深层的情感纽带与职业志趣。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改变了学生对自身潜能的认知。

　　这些数字在毕业生的讲述中得到了生动印证。毕业于余杭高级中学、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现在哈佛大学攻读计算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邬飞扬说：“高中通用技术课上，我第一次系统接触到结构设计、电子控制和工程实践，学会了像工程师一样拆解问题、验证方案和不断迭代优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现就读于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先进制造方向研究生的金迅安说：“通用技术是我工程启蒙的起点，面对芯片制造极高精度的工艺挑战时，我依然会用到当年课上培养出的实践探究能力。”毕业于龙泉中学、现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毛挥豪，已参与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他说：“这门课教会了我如何将一个抽象的需求，通过规范的设计图样，最终转化为稳定可靠的物理实体。”

　　来自企业的观察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一位长期从事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的浙江企业负责人，招聘足迹遍布全国。从他的招聘经验看，浙江毕业生在硬件调试和软硬结合方面的上手速度明显优于其他省份。

　　2 机制护航 “三个100%”与“双驱动”

　　浙江的成效并非偶然，而是课程定位、制度保障与教学机制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课程本身的定位。课程标准将技术与工程定位为立足动手实践、注重创新创造的通识性课程。这一定位在产业界引起了强烈共鸣。前述浙江智能装备企业负责人在访谈中反复强调，他所在行业最需要的不是“光会写代码”的人，而是“能动手又会编程”、懂得从需求到落地完整流程的复合型人才——“六小龙企业，除了纯软件方向，但凡涉及硬件，就绕不开电子电路，通用技术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他甚至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了这门课程作为高考选考科目。从产业需求反观课程设计，技术与工程课程“注重创造”的课程本质与智能制造产业对人才的核心诉求高度吻合。

　　其次是制度保障。浙江“七选三”高考模式将技术纳入选考，使这门此前的非高考科目变成了有实质影响力的学科。全省实现了三个“100%”——100%的普通高中开设课程、100%的学生参与学习、100%的学生参加学考。这种制度安排确保了技术与工程教育的全覆盖，而不仅仅是少数学校的特色实验。

　　在教学机制上，浙江的核心做法可以概括为“设计—物化”双驱动——学生不是先学完理论再实践，而是在“问题嵌入式”的真实工程情境中，经历“设计学习”与“操作学习”交替推进的完整工程闭环。这个过程中，“有效失败”是极为重要的学习要素：学生设计的桥梁模型在加载测试中承重失败，精心焊接的电路在调试时无法运行——这些“失败”迫使学生反思、修正，由此生发出多方案探索、权衡决策、优化迭代等高阶思维能力。在以大学专业适应性为结果变量的中介模型中，工程思维与创新设计分别占总间接效应的43.79%和42.46%，两者合计接近九成——也就是说，在课程影响向专业适应性传导的路径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这些可迁移的高阶素养。

　　3 长效迁移 从课堂到职场愈显其力

　　调查中最令人振奋的发现之一，是课程育人成效随时间推移不减反增。

　　在大学阶段，高中的工程实践为学生构建了“工程认知图式”——一套面对工程问题的基本认知框架。毕业于嘉兴一中的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学生李成蹊发现，自己在电路原理、工程制图等课程中具备良好基础。毕业于绍兴一中、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人工智能系统专业、目前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的范寒威说：“它让我明白，面对实际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层面，还要思考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权衡条件、怎么判断可行性，以及最后怎么真正落地。”

　　进入职场后，育人成效进一步凸显。调查数据显示，高中实践深度对个体远期发展的直接效应，从大学阶段的0.090上升到职场阶段的0.152，增幅近七成。这意味着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已经内化，在职场中往往不需要刻意思考就能自动启动。

　　职场案例印证了这一判断。毕业于天台中学、本科就读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杭州某集团的一位研发工程师说：“研发工作本质也是解决需求——先分析需求、设计方案、确定步骤，再分步落地实践。高中做鲁班锁、焊电路板时，其实已经走完了一遍完整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素质导向的基础教育课程，技术与工程课程的育人成效并不局限于工科领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级中学、现就读于剑桥大学设计人文专业的程一然说：“通用技术教给我的不仅是动手能力，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底层逻辑——如何通过科学的流程优化，让信息传递得更精准更有效。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至今仍是我在学术研究中的核心竞争力。”毕业于嘉兴一中的一位杭州互联网企业AI产品经理，本科学工商管理，研究生学人力资源管理，却成功转型为AI产品经理兼研发工程师。这位毕业生说：“遇到复杂需求时，我会习惯性地做要素分析和整体规划——这不就是一种‘工程思维’吗？——核心就是系统分析与权衡比较。”这些案例表明，技术与工程课程赋予学生的，是一种应对复杂问题的通用型思维框架，其价值远超学科边界。

　　也要看到，课程的育人成效因人而异。在访谈中，部分非工科岗位毕业生、当年课程刚起步几届的学生以及实验设备相对薄弱地区的学生坦言，课程对自己后来的影响相对有限——“当时学得比较浅，所以印象不深”。这恰恰提示我们，技术与工程教育的关键在“实”：要让设备真正进入课堂，让动手真正落到学生身上，让每一个高中生——无论选考与否、无论是否走工科路径——都能获得一次完整、扎实的工程启蒙体验。

　　教育的效果往往难以量化，尤其是那些需要穿越时间才能显现的部分。这项覆盖15届、两万余名毕业生的调查研究，呈现了一个事实：以“设计—物化”双驱动为核心机制的技术与工程课程，其育人价值远超课堂，延展至大学学业、职业发展乃至终身思维习惯的养成。当前，国家正积极推进中小学科技教育，技术与工程教育被赋予新的战略地位。浙江近20年的探索表明，将技术与工程教育纳入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给予制度保障和实施空间，就能为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坚实而持久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