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蕴含着独特的哲学思考和育人智慧，一方面传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强调“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思维范式，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德行修养，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追求自身美善、完善高尚人格的理念能够为人才成长提供清晰的德行坐标和个人价值实现路径，有别于西方“个人价值至上”的片面观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操守，为青少年树立了精神标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君子谋道不谋食”价值取向，有助于青少年抵御过多的物质诱惑，涵养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以投身科研创新、服务社会为己任。总之，以伦理自觉为根基、以天人合一为境界、以济世安民为旨归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通过文化基因的深层浸润，使青少年在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专业素养与价值引领间协调发展，将个人成就与国家命运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整体性、辩证性和实践性特征。这些思维特质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更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和实践启示。

　　整体性思维塑造人才的全局视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强调整体观和系统论。《周易》提出“观其会通”的认知原则，强调从整体关联中把握事物本质。这种思维模式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促进跨学科知识整合。传统“六艺”教育主张礼、乐、射、御、书、数融通，与现代全人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其二，塑造生态化创新意识。《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造物观，强调创新需要统筹自然规律与人文价值。其三，培育战略思维格局。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举、郑和下西洋的远洋探索，均展现出整体性思维下的战略创新。

　　辩证性思维激发人才的批判意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为突破思维定式提供方法论支撑。老子“反者道之动”的矛盾转化观、王夫之“推故而别致其新”的革新理论，是培养辩证思维的哲学根基。辩证性思维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价值体现为三点。首先，强化认知能力。中医“阴阳平衡”理论、书法“计白当黑”美学，均训练学生从矛盾中把握创新契机的思维方式。其次，培育动态发展思维。《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观，强调创新是持续演进的过程。最后，突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主张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为原始创新提供了哲学依据。

　　实践性思维促使人才“事上磨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知行合一”，从《尚书》“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到王阳明“事上磨炼”，形成“体用一源”的实践理性。这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一，建立问题导向的创新范式。李时珍历时27年编撰《本草纲目》，徐光启“会通超胜”编译《几何原本》，均展现出在实践中求真知的创新路径。其二，培育工匠精神。《庄子》“庖丁解牛”阐释的“技进乎道”理念，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青少年成才，不仅需要灵感般的顿悟，更需要长久的磨炼和精进，需要有精益求精的追求和沉浸其中的专注。做与学、精益与创新不可分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把握它们的辩证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活水源泉。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创造性转化“仁者爱人”的伦理智慧、“观象制器”的科学传统、“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革故鼎新”的创新勇气，通过构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教育体系，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技术专才，造就心怀天下的人文智者。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智慧，推动其与现代教育体系深度融合，既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必由之路。（中国教育报 尹传芳 作者系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